11月28日上午，记者来到张教授位于科技街附近的办公室，他正在接电话，对方怀疑艾滋病阳性患者的唾沫星掉到自己嘴里，恐慌了一星期。每天他都能碰到这种过度恐慌艾滋病的人咨询，社会的歧视让艾滋病患者得不到正确的对待。尤其是对发病率高的男男性接触者的歧视，导致艾滋病感染传播更隐蔽更难控制。而消除歧视，获益的不是这个小群体，获益的将是整个社会。

　　对话

　　宣传及格就不会有恐慌

　　记者来到张北川教授的办公室时，他刚接完了一个咨询电话，过了没多久，又一阵电话声响起。“呀，不用恐慌，唾沫中带的病毒量非常少，你不要恐慌 。你没事。”张北川一直在安慰对方。

　　这是从上海打来的咨询电话。对方是一名年轻的小伙子，一周前到艾滋病病毒检测点上去检查，跟一起检查的人大聊了一番。后来他被告知那个检测点上绝大多数是阳性患者去复查的。“这个小伙子说话挺激动的，他跟人聊天时，对方的唾沫星子飞到了自己的嘴里 。自己的嘴里有溃疡，怕被传染了。”

　　“如果当地的艾滋病宣传服务是及格的话，也就不可能有人大老远打电话来咨询了。”张北川无奈地说。

　　张北川说，艾滋病并不可怕，现在艾滋病患者在增多，一是因为基数大患病人数就感觉多，再就是随着治疗水平的提高患者的存活时间也长了。他说，艾滋病治疗后存活期目前为30年，发达国家说他们已经能达到50年。

　　忧心

　　歧视让蔓延更难控制

　　张北川说，艾滋病易感人群有三大人群，分别是暗娼、吸毒者、男男性接触者。女性性工作者越来越懂得保护自己，艾滋病感染的病例非常低。此外共用针头吸食海洛因感染艾滋病的人群也集中在某些地方。最大问题还出现在男男性接触者中。

　　对控制男男性接触阳性者，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消除歧视。由于受到歧视，男男性接触者都不愿意做检查，因此很多感染者都是隐藏着的。“去年国家报告 ，在男男性接触感染艾滋病的人群中，80% 的一确诊就需要治疗了。而艾滋病毒进入人体到需要治疗这段时间间隔8～10年，在治疗前他们就已经感染了。”

　　歧视会让情况难以控制，甚至造成感染者的报复心态。张北川教授讲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些人在确诊前一直很恐慌 ，这才来检测是否感染；反而确诊后不恐慌了，显得出奇地淡定，因为他们觉得这下不用恐慌了 ，可以放心地玩了。故意传播艾滋的情况就产生了。

　　在我国，这群人怕被歧视而隐藏身份，因此要结婚，还要和妻子发生关系。有很多艾滋病通过男同性恋者向普通人群传播的例子。“这是自己在给自己制造悲剧。”他说他这几年接触的同妻，她们不是简单地怨恨丈夫，而是普遍认为如果这个社会良好地保护了这些男同性恋者的话，他们就不会结婚了，就不会有这种同妻的群体，或会大量减少。“如果做好的话，获益的不是这个小群体，获益的将是全社会的人们。”他说。

　　■呼声

　　对民间防艾加强支持

　　张北川说，在艾滋病防控问题上，很多事情可以由民间组织来完成，政府应该放开手脚让他们去做。比如对艾滋病人关爱，医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让民间组织来做就可以完成。“青岛已经有几个这样的民间组织了，下一步一旦可以注册它们就可以上一个台阶。”

　　在张教授的办公室内，摆满了一桌子的杂志《朋友通信》，这是致力于在男男性接触群体中传播健康知识和解疑答惑的一本杂志，可惜它在去年已经停刊了。“资金的支持断了，没法再继续支持下去。”他说，每年几十万元的经费不算多也不算少，但一直没有机构或个人愿意帮助他们将这本在同性恋群体中宣传的纽带再建立起来。

　　对防控艾滋病民间组织的支持，他说第一个层面是政治上的支持，政府出面表一个态，承认他们，公开呼吁支持他们，给他们开口子；第二个就是经济层面的问题，就是资金支持；再就是文化方面的障碍，就是消除来自民间的歧视，包括消除对病人的歧视、对高危行为人群的歧视，还有对连带人群的歧视，“这就需要多多宣传。”他说。

　　人物简介

　　张北川，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是国内首位在男同性恋群体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专家，也是国际艾滋病领域著名奖项英国“贝利·马丁奖”获得者。